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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砍一刀，新势力慌了？有门店紧急培训销售话术******
中新经纬1月9日电 (牛朝阁)20万元至30万元的新能源车市场要“卷”起来了。近日，特斯拉再度降价，Model 3下探至22.99万元，Model Y下探至25.99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特斯拉降价意在获得更多订单。特斯拉降价的车型主要集中在20万元至30万元的价格区间，对定价在这个范围内的其他新能源车企来说，“压力倍增”。
“尤其是那些销量较低的新势力，头部企业降价后，这些车企的车型竞争力就会下降，跟随降价，才能维持销量，以换取增长的可能。”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对中新经纬说。
中新经纬走访发现，特斯拉降价后，部分新势力车企如临大考，有销售人员紧急开会培训如何应对，但目前多数新势力车企并未推出促销活动。
特斯拉用“史上最低价”抢销量？
1月6日，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特斯拉国产车型大幅降价，其中Model 3起售价由26.59万元降至22.99万元；Model Y起售价由28.89万元降至25.99万元。
1月6日午间，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在个人认证的微博表示，特斯拉价格调整的背后，涵盖了无数工程创新，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成本控制之极佳定律：包括不限于整车集成设计、产线设计、供应链管理、甚至以毫秒级优化机械臂协同路线。
2022年7月，面对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马斯克曾在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称，汽车售价处在一个尴尬的水平，特斯拉不能因为越过了负担能力的界限，就把售价提高至高水平，然后需求骤降，希望在某个时候能降低汽车售价。
据乘联会数据，特斯拉中国在2022年12月交付了5.58万辆，较上月下降了44%。
据悉，马斯克在2022年年初定下了交付量提升50%的目标，而特斯拉近日公布的年度产销数据显示，2022年，该公司全年交付量为1313851辆，同比增长40%，但距离完成KPI还差十个百分点。
“特斯拉降价说明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部分新能源车企面临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不高的现状，特斯拉希望通过降价来获得更多订单，以此提高市场占有率。”张翔说。
谁慌了？
最先感到压力的是那些车型定价相近且销量并不高的造车新势力，特斯拉降价后，定价在20万元和25万元附近的车型就要跟特斯拉短兵相接。
以具体车型为例，2022年10月初，Model 3的售价还在27.99万元，而现在购车，只要22.99万元，Model Y更是从31.69万元降至25.99万元，降幅均超5万元。
蔚小理主力车型售价方面，小鹏汽车的P7官网起售价为23.99万元，处在销量爬坡阶段的准主力车型G9官网起售价为30.99万元；蔚来汽车的ET7、ET5、ES7起售价分别为45.8万元、32.8万元和46.8万元；理想汽车的L7、L8、L9起售价分别为33.98万元、35.98万元和45.58万元。
其他新能源车企方面，在20万元至30万元这个热门价格区间内，竞争十分激烈，有广汽埃安的LXPlus(起售价为28.66万元)、VPlus(各版本售价为18.98万元至26.98万元起)；问界M5(25.98万元起)；极狐汽车的阿尔法T(21.88万元起)、阿尔法S(22.38万元起)、福特电马的跃世后驱版(24.99万元起)、无疆后驱豪华版(28.89万元起)等众多车型。
中新经纬此前走访发现，在特斯拉2022年10月底官宣降价后，不少车企都在一个月内选择了跟进，接连推出促销活动。如北京朝阳区多家华为体验店推出了针对问界M5和M7的保险、选装优惠；福特电马更是直接选择下调Mustang Mach-E全系车型的售价，降幅在2万元左右。
1月8日下午，特斯拉再次大降价后的第一个周末，中新经纬来到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新势力门店，店内的销售人员正准备开会培训，而开会的主题为学习应对特斯拉降价。
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小鹏汽车的销售人员则表示，“特斯拉降价后，有客户问我卖车是不是变难了？当然我们希望它涨价，但如果一个汽车品牌频繁降价，你还信任这个品牌么？它肯定不保值。”
但中新经纬走访发现，大部分新势力车企目前并没有推出促销优惠。
“目前没有价格变动的信息，为了消费者权益，正常都不会轻易涨价或者降价。”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理想汽车的销售人员说。
“现在没有任何促销活动，全北京的门店都一样，后续是否会涨价还要看市场的情况。”北京朝阳区一家华为问界门店销售说。但他随后表示，店内有此前活动时的订单，25.98万元起售的问界M5可以24.48万元拿下，“还有一堆赠品，能直接换俩华为Mate50”。
据报道，对于特斯拉降价，小鹏汽车内部相关人士回应称，小鹏汽车有自己的销售节奏，会根据自身情况决定产品售价及促销活动，而非跟随其他车企。
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在被问及特斯拉频繁降价，为何蔚来价格相对稳定时，曾公开表示，价格稳定是对用户负责，从企业战略层面讲，特斯拉做法可以理解，但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值得商榷。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指出，10万元的电动车还不能满足大空间的家用需求，而燃油车的10万元车型已经是家用车型的重要选择。电动车替代燃油车，核心就是价格竞争，背后是产业创新和成本控制。
张翔认为，在头部车企降价后，其他车企的产品竞争力就会下降，跟随降价，才能维持销量，以换取增长的可能。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Wind数据显示，1月9日盘后，港股市场上，小鹏汽车跌5.00%，报38.95港元/股；吉利汽车跌2.35%，报11.66港元/股；理想汽车跌0.60%，报82.95港元/股；零跑汽车跌0.53%，报27.95港元/股；长城汽车涨1.18%，报10.30港元/股；蔚来汽车涨3.12%，报81.05港元/股。
(更多报道线索，请联系本文作者牛朝阁：niuchaoge@chinanews.com.cn) (中新经纬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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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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